[整理]走进空气稀薄地带（Into Thin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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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楼

快乐北极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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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新手比登山家所具有的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他不困于传统和先例的束缚。对他而言，任何事情都是简简单单的，他选择最直接的方法解决所遇到的困难。当然，这也经常使他得不到他所寻找的成功；有时竟导致悲剧性的结局。但当他开始探险时却没有意识到这些。莫里斯·威尔逊、厄尔·丹曼、克莱弗斯、贝克·拉尔森--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对攀登有足够的了解，否则的话他们不会开始无望的探索，但由于没有受到技巧的束缚．信念使他们走出很远、很远。

　　沃尔特·昂斯沃思 --摘自《珠穆朗玛峰》

　　5 月 12日星期日早晨，在我离开南山口 15分钟后，我赶上了正准备从日内瓦山嘴顶部下山的队友们。这是令人悲哀的场面：我们都如此虚弱以至于整个小组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下行了几百英尺到达了一个雪坡。前两天我们向上攀登这个雪坡时，我们共有11人，而现在只剩下6个。当我赶上的时候，位于队伍尾部的斯捷尔特·哈钦森仍在山嘴的顶部准备沿固定绳索下降。我注意到他没戴护目镜。虽然当时是阴天，但在这个海拔高度上的强烈的紫外线可以很快使他失明。斯徒尔特，我在风中喊道，并指着自己的眼睛，你的护目镜！

　　嗅，是的，他用疲惫的声音说，谢谢你的提醒。晦，你在这儿的时候能不能帮我检查一下我的装备？我太累了，我思维有些不清楚了。如果你能帮我检查～下，我将不胜感激。当我检查他的装备时，我立刻发现他的安全扣只系了一半。如果他将系链固定在绳索上，系链会在体重的压力下打开，使他从霍泽之脸上滚落下去。当我指出这点时，他说：是的，这正是我想到的，但我的手太冷了，我现在无能为力了。我在刺骨的寒风中拽下自己的手套，为他束紧腰间的皮带，然后在众人下去之后将他送下山嘴。当他将安全链系于固定绳索时，他将雪斧抛在了岩石上，然后着手下第～个绳索。斯徒尔特！我喊道，你的雪斧！

　　我带着它太累了，他喊道，别管它。由于我自己也是精疲力竭，便没再与他争论此事。我系住绳索，跟随斯徒尔特沿陡峭的日内瓦山嘴向下滑去。

　　一小时以后，我们到达了黄色地带的顶部，紧接其后的是一段狭窄路段，每个登山者都要在陡峭的石灰石崖面上小心翼翼地下行。当我在队伍的后面等待时，几名费希尔队的夏尔巴人赶上了我们。他们当中有因为悲痛和疲惫而变得疯疯癫癫的江市。我将一只手放在他的肩头，告诉他我对斯科特的死表示遗憾。江市拍打着他的胸口，涕泅横流地喊道：我们的运气很坏，运气很坏。斯科特死了，这是我的错。我们的运气很坏，这是我的错。我的运气很坏。

　　我在中午12时30分时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进2号营地。虽然我们仍在海拔刀，300英尺的高度，但我感觉此地与南山口已截然不同了。致命的狂风已堰旗息鼓。在灼热的目光下我已大汗淋漓，与刚才颤抖着为冻疮提心吊胆的我判若两人。无论如何，我现在的生命已不再是系于被磨损的绳索之上了。

　　我看到我们的大帐篷已成了一间由默尔·道夫的丹麦队医亨里克·杰森·汉森和托迪·伯尔利森探险队的美国医生顾客肯·卡姆勒主持的临时医院。下午3点，当我饮茶的时候，六名夏尔巴人拥着一脸茫然的马卡鲁走进帐篷。医生们急忙行动起来。他们立刻将他放倒，脱掉他的衣服，在他的胳膊上进行静脉注射。当卡姆勒检查冻僵的手脚时，马卡鲁的手脚呈现出像肮脏的洗澡盆一样的暗淡的白色。卡姆勒满脸愁云地观察着，这是我见到的最糟糕的冻疮。当他询问马卡鲁是否同意为他的四肢照相以便做医疗记录时，这位台湾登山者以开心的笑容表示同意，像战士展示在战场上所受的伤一样。马卡鲁看起来对他惨重的伤势感到几分骄傲。

　　叨分钟后，当医生们仍在为马卡鲁忙碌时，无线电里传来大卫·布里歇尔斯的声音：我们正在送贝克下山。我们将在天黑前将他送到2号营地。

　　我意识到布里歇尔斯不是谈论将一具尸体运下来，我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他和他的同伴们将贝克活着运下山来了。我无法相信这一事实。当我7小时前在南山口离开他的时候，我一直担心他不会活过今天早晨。

　　逃脱了死亡的贝克拒绝投降。我后来从皮特·艾森斯那里了解到，在他给贝克注射了地塞米松后不久，这位德克萨斯人表现出惊人的恢复能力。大约10点半的时候，我们给他穿好衣服，带上甲胄。我们发现他竟然能站起来走路了。我们都很吃惊。

他们从南山口开始下山。艾森斯紧靠在贝克的前面，告诉他着脚点。贝克用一只胳膊搭在艾森斯的肩膀上，伯利森从后面紧紧地抓住德克萨斯人的登山甲胄。他们慢慢地向下移动。有时我们要费很大的劲儿帮助他，艾森斯说，但他真的移动得非常好。

　　当他们到达黄色地带的石灰石悬崖上约25 000英尺处时，他们遇到了埃德·维斯特斯和罗伯特·肖尔。他们俩人帮助将贝克送下陡峭的岩石。在3号营地，护送的队伍又得到了布里歇尔斯、吉姆·威廉姆斯、维卡·古斯塔夫森和阿拉斯科·西格拉的帮助。这8名健壮的登山者以我和我的队友们在同～天早晨所不及的速度将严重破脚的贝克送下霍泽。

　　当我听说贝克正在下山的路上，我走到自己的帐篷，疲惫地穿上登山靴，然后缓慢地向下迎接救护的队伍，希望能在霍泽的下部与他们会合。就在我离开2号营地叨分钟后，我惊奇地遇到了救助的队伍。虽然贝克被一根短绳子牵着，他还是在凭借自身的力量行走着。布里歇尔斯和他的伙伴以如此快的速度将他送下冰河，以至于精疲力竭的我几乎赶不上他们的步伐。

　　在医院的帐篷里，贝克被放在马卡鲁的身边。医生们开始为他脱衣服。我的上帝！当卡姆勒医生看到贝克的右手时不由得惊呼起来。

　　他的冻疮比'马卡鲁'的还糟。3小时后，当我钻进睡袋时，医生们借助着帽灯的灯光在一盆温水中小心翼翼地融化着贝克被冻僵的四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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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楼

快乐北极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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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早晨，也就是5月13日星期一，我踏着第一道曙光离开了帐篷。我在西谷的深深的裂谷中走了2．5英里，到达了冰布的边缘。按照无线电里从大本营传来的盖伊·科特的指示，我要在这里寻找一片适合直升飞机降落的平坦地面。

　　在过去的几天中，科特一直在不懈地通过卫星电话安排在西谷下部起点进行直升飞机救护的事宜。如果这～计划得以实现，贝克就无需从冰布上摇摇欲坠的绳索和梯子上下山，这种做法对手部严重受伤的贝克来说是十分困难且危险的。直升飞机曾在1973年在西谷降落，当时意大利人用了两架直升飞机从大本营运送行李，但这是异常危险的飞行，几乎达到了飞机飞行的极限。其中一架意大利飞机撞到了冰河上。在以后的23年当中，没有人再敢尝试在冰布以上降落。

　　然而，在科特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美国使馆终于说服尼泊尔军队在西谷进行直升飞机救援。星期一早晨8点钟左右，当我在冰塔林立的冰布边缘茫然地寻找飞机降落点时，我的无线电对讲机里响起科特的声音：直升飞机已经上路，乔恩。它随时可能到达。你最好尽快为它找好降落点。当我试图在冰河上部找到一块平地时，我恰好遇到了被维斯特斯用一根短绳系住的贝克及IMAX的其他队员。曾在拍摄电影过程中多次与直升飞机打交道的布里歇尔斯很快在海拔19，860英尺处的两个裂缝之间找到了一处降落点。我将丝质哈达系在竹杆上做风向标，而布里歇尔斯则用一瓶红色的Kool－An做染料，在降落地区的中心雪地上画下了一个巨大的X 。几分钟以后，马卡鲁出现了。他是被6名夏尔巴人用一块塑料布拖下山来的。稍后，我们听到直升飞机的螺旋桨在稀薄的空气中隆隆作响的声音。

　　由尼泊尔陆军中校麻丹·卡特瑞·查特瑞驾驶的已卸掉一切多余燃料和装备的草绿色的BZ松鼠式直升机进行了两次降落尝试，但每一次都在最后关头流产了。然而在麻丹的第三次尝试中，他终于将松鼠摇摇摆摆地停在了冰河上，将直升飞机的尾部悬在了无底的深渊之上。麻丹让螺旋桨以最大马力旋转着，眼睛始终盯着控制板。他举起一个手指，示意他只能运载一名乘客。在这个高度，任何额外的重量都会使飞机在起飞时坠毁。

　　因为马卡鲁的冻脚曾在2号营地被解冻，他已不能行走，甚至是站立，所以我、布里歇尔斯和艾森斯同意台湾登山者应该先行一步。对不起，我在直升飞机的轰鸣声中对贝克喊道：他可能会进行第二次飞行。贝克冷静地点了点头。

　　我们将马卡鲁抬到直升飞机的尾部。飞机吃力地进人空中。当麻丹将起落橇从冰河上升起之后，他小心翼翼地驾着飞机向前行进。飞机看上去像一块沿冰布坠落的石头消失在了阴影里。沉默吞噬了西谷。

　　30分钟后，当我们站在降落地附近讨论着如何将贝克送下山去时，山谷下传来隐隐约约的隆隆声。慢慢地声音变得越来越大。小小的绿色直升机最终闯入我们的视野。麻丹在掉头之前在西谷上进行了短距离飞行，所以直升机的尾部指向山底。他毫不迟疑地又一次将松鼠停落在Kool －An标画出的阴影上。布里歇尔斯和艾森斯将贝克扶上飞机。几秒钟后，直升飞机腾空而起，像一只任性的金属蜡蜒掠过珠穆朗玛峰的西肩。一小时以后，贝克和马卡鲁在加德满都的～家医院开始接受治疗。

　　救护队伍散去之后，我独自在雪地上坐了良久。我盯着自己的登山靴，试图理清在过去的72小时里所发生的一切。情况怎么会如此地失去控制？安迪、罗布、斯科特、道格和南比怎么真的就死了呢？但尽管我苦思冥想，却仍找不出答案。惨痛的悲剧超过了我所能想象的范畴。我的大脑已经短路，变成了漆黑一片。我最终放弃了希望理解所发生的一切的想法。我背上背包向冰布所展现的巫术走去。我如一只小心翼翼的猫开始了穿越摇摇欲坠的冰塔的最后一次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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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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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我最终要对这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探险做出成熟的评价 …… 一方面，阿蒙森向那里径直走去，率先到达，并且未损一人地返回，也未给自己和队员增加更大的压力。而在另一方面，我们的探险队冒着巨大的危险，付出了超人的忍耐，获取了不朽的名誉，被人们在庄严的布道和纪念碑上歌颂，然而，在到达南极后却发现我们可怕的旅程其实是多此一举，而我们最出色的队员却倒在了冰雪之上。无视这样的对比是可笑的：去写一部不将此称为浪费时间的书。

　　阿普斯利·彻里一加勒德 --摘自《世上最糟的旅程》

　　5月13日，星期一上午到达库巴冰布脚下晚我走下最后一段斜坡，看见库巴、盖伊·科特以及卡罗琳·麦肯齐正在冰J；I的边上等着我。盖伊递给我一瓶啤酒，卡罗琳与我拥抱。接下来我双手捧着脸坐在冰上，眼泪顺着面颊飞快地流淌下来。我嚎陶大哭起来，好像从小就没有哭泣过似的。现在安全了。前几天压人欲摧的紧张终于从肩头卸下。我为失去同伴而哭泣，为活着而激动地哭泣。我哭泣，因为我为我的幸免于难和其他队友的梦断珠峰而感到伤心。

　　星期二下午，尼尔·贝德曼在疯狂山峰的营地主持了悼念仪式。洛桑江市的父亲和一位被委任的喇嘛--点燃了刺相的香技，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念诵着经文。尼尔简短陈辞，盖伊也讲了话，安那托列·布克瑞夫哀悼失去了斯科特·费希尔。我也站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讲了些道格·汉森的事情。皮特·舍恩宁为鼓舞士气，号召大家向前看，而不是沉溺于回忆。但当仪式结束后我们各自散去时，葬礼的阴郁气氛仍笼罩在大本营的上空。

　　第二天一大早，一架直升机来接夏洛特·福克斯和麦克 ·格鲁姆。他们两个人都被冻坏了双脚，需要接受紧急医疗救护。身为医生的约翰·塔斯基也将～同随行，以便路上给夏洛特和麦克一些照顾。在将近中午时分，海伦·威尔顿和盖伊·科特留下来监督拆毁探险咨询公司大本营的工作。我和洛·卡希西克、斯徒尔特·哈钦森、福兰克·菲施贝克和卡罗琳离开大本营，启程回家。

　　5月10日星期四，我们被直升飞机从菲舍送到纳姆城。当我们穿过脏乱的飞机跑道，准备等下一班飞往加德满都的飞机时，3个面色灰白的日本人朝我、斯徒尔特和卡罗琳走来。走在前面的那人，是一位老道的喜马拉雅登山者，曾两度到达珠穆朗玛峰峰顶。他礼貌地解释说，他是为另外两人做向导和翻译的，并介绍说那两人分别是南比的丈夫和哥哥。在接下来的45分钟里，他们提出了很多问题，我几乎都无法回答。

　　那时候，南比的遇难早已成为全日本的头条新闻。事实上，在5月12日--她在南山口消失之后不到24小时 --一架直升飞机降落在大本营中，两个头戴氧气罩的日本人跳了出来。他们拦住遇到的第一个人--一位名叫斯科特·达尔斯尼的美国登山者--询问关于南比的消息。而4天后的今天，成群的以捕捉新闻为生的文字和电视记者正在加德满都恭候着我们。

　　那天下午较晚的时候，我们挤上一架大型米格一门直升飞机。飞机穿过云层的空隙向远方飞去。l小时后，直升机在机场降落。我们走出舱门，陷入麦克风和电视摄像机的包围之中。身为记者，我发现充当另一种角色令我获益非浅。拥挤的记者大多是日本人。他们希望得到对这场灾难的真实描述--一个充满恶人与英雄的故事。

　　但是，我所目睹的混乱和令人痛苦的场面尚未转化成语言的利刃。站在飞机场的柏油碎石路上被盘问了叨分钟后，我被美国驻尼泊尔使馆的领事救了出来。他送我住进加拉都饭店。

　　更令人头痛的采访接题而来。先是一些记者，接着是旅游部满带怒容的官员们。星期五晚上，我漫无目的地在加德满都的街上走着，试图从越来越强的压抑感中寻求解脱。我递给一个很瘦的尼泊尔男孩一把卢比，换回一个印着咆哮的老虎的小纸包。回到旅馆后，我把纸包打开，把里面的东西倒在烟纸上。浅绿色的小烟叶粘着树脂，散发着腐烂水果的气味。我卷上一支含大麻的烟，抽得一干二净，又卷了一支更粗的烟，刚吸到一半，就感觉房间开始旋转起来，我于是捻灭了剩余的部分。

　　我光着身子横躺在床上，听见夜的声音穿过打开的窗子飘了进来：清脆的铃声夹杂着汽车喇叭声气小商贩的沿街叫卖声、女人的欢笑声以及附近酒吧里传出的音乐声。我痛苦地躺着，一动也不想动。我闭上眼睛，任凭潮湿的热气如香脂一样覆盖在我身上。我觉得我融入了床垫中。这个过程如刻制纸风车般复杂。在霓虹的艳影里，长着大鼻子的卡通人物从我的眼皮下溜了过去。

　　我把头转向一侧，耳朵碰到一小块湿乎乎的东西。我意识到，眼泪已从面颊上流淌下来，浸湿了床单。我感到从身体的深处沿脊柱滋生出一股源源不断的、迅速膨胀的受伤感和屈辱感。它们在鼻子和嘴里进发出来。一声抽噎接着一声抽噎，然后就接连不断了。

　　5月19日，我带着两件道格·汉森的野营装备飞回到美国，准备把它们归还给爱他的人们。我在西雅图机场遇到了他的孩子--安吉和杰米，以及其他的朋友和家人。面对他们的眼泪，我感到不知所措和无能为力。

　　呼吸着带着潮水气息的海风，我惊讶地发现西雅图的春天竟如此丰腴。陶醉在前所未有的潮湿、苔前般的迷人魁力之中，我和琳达开始慢慢地、试探性地重新熟悉对方。在尼泊尔瘦下的25磅肉迅速地长了回来。家庭中通常会有的快乐--和妻子共进早餐、目送太阳西下、在半夜爬起来光脚走进温暖的浴室--给我带来近乎发狂的快乐。但这些时刻常常与珠穆朗玛峰投下的阴影混杂在一起，而那阴影仿佛并未随时间消逝而有所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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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楼

快乐北极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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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承受着巨大的内疚感，我推迟了与安迪·哈里斯的女友菲奥那、罗布·霍尔的妻子简·阿诺德的会面。因为推迟的时间太久，她们终于从新西兰给我打来电话。当电话打来时，我竟无力讲出能平息菲奥那愤怒和困惑的词语。在我和简的电话交谈中，她安慰我的时间要多于我安慰她的时间。

　　我一直都明白，登山是非常危险的运动。我相信，风险是这项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危险，登山就无法同其它 100多种娱乐活动区分开来。挑战生死的奥秘和窥视它禁闭的边界令人情感兴奋。我坚信登山是伟大壮丽的运动，不是在排除了它固有的危险之后，而恰恰是因为它所具有的危险。

　　在拜访喜玛拉雅之前，我从未真正接近过死亡。更有甚者，在攀登珠穆朗玛峰之前，我甚至连葬礼都没有参加过。死一直是个信手拈来的假设、一个在抽象思维里徘徊的概念。这种纯真的权利被剥夺也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当它终于到来时，它的冲击被过多的死亡人数而加大了：全部加起来，珠穆朗玛峰在1996年春天共夺走了ZO 名男人和女人的生命。这是自75年前人们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以来最惨重的季度死亡数。

　　在霍尔登山队的6名登上珠峰的队员中，除了我和麦克·格鲁姆安全下山外，另外4位曾与我一起欢笑、呕吐并且有过长时间亲密交谈的队友失去了生命。我的行动、或未能采取任何行动直接导致了安迪·哈里斯的死。而且，当南比躺在南山口垂死之际，我却在距她只有350码之遥的地方躺在帐篷里，无视她的苦苦挣扎，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安危。留在我心灵上的这个污点并不是那种经过几个月的悲伤和充满内疚的自责就可以被冲洗干净的。

　　后来，我把耿耿于怀的忧虑讲给克利夭·舍恩宁，他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克利夫说他同样对这么多人的死感到难过，但和我不一样，他没有幸存者的内疚感。他说： '哪天晚上，我在南山口用尽一切办法自救和救助和我在一起的人们。等我终于安全回到帐篷里时，我已经精疲力竭一了。我被冻坏了一只角膜，眼睛完全失明。当时我发着低烧，神志模糊，身体失控地抖动着。失去南比是件可怕的事情，但我让自己平静地面对，因为我知道，当时我已没法救她。你不该跟自己过不去，那是场可怕的风暴。在你当时所处的条件下，你还能为她做些什么呢？

　　也许什么也不能，我表示同意。但与舍恩宁相比，我仍是犹豫不决的。我永远也不会有他说话时的那种令人羡慕的泰然神情。

　　在许多不合格的登山者蜂拥至珠穆朗玛峰的今天，很多人都认为灾难是在所难免的，但没人能想到罗布·霍尔率领的登山队会成为悲剧的中心。霍尔经营着最严谨也是最安全的探险登山活动，这一点几乎无人可比。他做事富有条理。他制订了详尽的制度以防止灾难的发生。但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如何向死难者的亲人以及苛刻的公众解释呢？

　　可能有傲慢的因素吧。霍尔能如此熟练地使各种能力的登山者在珠峰上上下下，也许他有些翘尾巴了。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吹嘘说，他可以帮助任何身体健康的人登上珠峰；他创造的纪录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同样，他也曾显示出驾驭危境的非凡能力。

　　例如在1995年，霍尔和他的向导们不仅要在接近峰顶的地方应付汉森出现的问题，还要帮助另一位完全垮掉的名叫尚泰尔·莫度的队员。此人是法国著名登山家。他当时正在不带氧气的状态下第7次冲击顶峰。莫度在海拔 28，700英尺的地方被冻僵了。他被其他队员连拉带抬地从南峰顶搬到了南山口。当所有人从南峰顶安全撤离后，霍尔可能会认为没有他做不到的事情。

　　在1996年之前，霍尔在天气方面有着出奇好的运气，而这也许使他后来的判断发生了扭曲。～个季节接着一个，曾有着多于12次喜马拉雅之旅并3次登上珠峰顶经历的大卫·布里歇尔斯证实道：罗布在冲击顶峰时总是赶上极佳的天气。他从来没有在高山上遇到过风暴。事实上，5月Ic日那场风暴虽然猛烈，但也并非十分特别，只是一场很典型的珠穆朗玛峰狂风。如果它晚两小时出现，很可能不会造成任何人员伤亡。反过来，如果它仅提前1／J' 时，这场风暴会轻而易举地杀死18或20名登山者--包括我在内。

　　当然，时间和天气一样，与这场灾难有着诸多关联。对时间要求的忽视并不能因对自然灾难的声讨而被视而不见。固定绳索上的滞停是可以被预见并可以被有效防止的。预定的返回时间被明目张胆地忽略了。

　　对返回时间的推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费希尔和霍尔之间的竞争的影响。费希尔在1996年之前从未向导过攀登珠峰的活动。从商业立场来看，他承受着能否取得成功的巨大压力。他受到强烈的驱使，要把他的队员送上峰顶，尤其是像桑迪·希尔·皮特曼这样的名人队员。

　　同样，霍尔因为在1995年没有把任何人送至顶峰，所以如果他1996年再次失败，他的生意前景不容乐观--特别是当费希尔取得成功的话。斯科特具有很强的人格扭力，这种扭力又被詹尼·布罗米特有力地加以推销。费希尔非常努力地要吃到霍尔的午餐，这点罗布也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当对手的队员正向顶峰推进时而让自己的队员返回的想法是非常令人不快的。霍尔的决断由此而被蒙上了阴云。

　　此外，还有一点再强调也不过分的理由是，霍尔、费希尔，以及我们其他人都是在严重缺氧的情况下被迫做出关键性的决定的。在思考这场灾难是如何发生时，至关重要的是要记住在海拔29，000英尺的地方不可能有十分清醒的意识。

　　事后的聪明总是容易产生。批评家们受到死亡数字的震惊而立即建议制定相关政策和秩序以确保此类灾难木再发生。比如，一项建议主张将一对一的向导与队员的比例作为攀登珠峰的要求；每个队员都有自己的向导，并且始终用绳子与向导结在一起。

　　也许减少死亡人数最容易的办法是，除紧急救护外，禁止使用瓶装氧气。虽然少数无视危险的攀登者可能会在无氧登顶中葬送性命，但大多数不胜任的登山者将在到达足以使他们陷于真正困境的高度之前而因体力的医乏被迫返回。此外，禁止使用氧气瓶的做法肯定会相应地减少垃圾和变塞现象，因为如果知道不能使用氧气瓶，试图攀登珠峰的人数肯定会明显减少。

　　对珠穆朗玛峰悲剧的探究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业，因为这可能会防止更多死亡的发生。但是，相信通过对1996 年悲剧进行细节剖析就能在真正意义上减少未来死亡率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那种要求将无数失误编成目录以便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否定和自欺欺人的行为。如果你使自己相信罗布·霍尔的死是因为他犯下了一系列愚蠢的错误而你不会重蹈覆辙的话，那么你就极可能在有力的事实已证明攀登珠峰是不理智的时候而去挑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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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从许多角度看，1996年具有毁灭性的结局不过是正常情况。尽管珠穆朗玛峰在那个春天创造了12人季节死亡人数的纪录，但这12人只占登上大本营以上地方的398名登山者的百分之三--实际上比历史上的百分之三点三的最高死亡率还略低一点儿。还可用另一种方式来看：自1921年到1996年5月间，共144人死亡，而珠峰被攀登过630次，即每4次攀登有1人死亡。去年春季，12人死亡，84人登顶，比率是1比人同历史上这些标准相对照， 1996年事实上在安全系数上是高于平均水平的。但事实是，攀登珠穆朗玛峰终归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而且毫无疑问，这种危险将永远存在，无论登山者是被人引导的初学者，还是同伙伴们一起攀登的世界级登山家。值得注意的是，珠峰在夺去霍尔和费希尔的生命之前，曾经沏底地摧毁过一大批攀登精英，其中包括彼得·博德曼、乔伊·塔斯克、马蒂·霍伊、杰克·布赖腾巴赫、米克·伯克、米歇尔·帕门特、罗杰·马歇尔、雷·吉尼特以及利·马洛里。在1996年的向导登山活动中，我清醒地意识到，包括我在内的登山者很少能真正理解所面临危险的严重性-- 海拔25，000英尺以上的地带为人类生存提供的狭小空间。怀着珠峰梦想的人们应该牢记，一旦意外发生在死亡地带内，世界上最出色的向导也可能会无力拯救他的顾客的生命。事实上，如 1996年事件所显示的那样，世界上最有能力的向导有时也自身难保。我的4位队友的死并非完全由于罗布·霍尔的攀登系统有漏洞--事实上，没有谁的系统比他的更好了--而是因为在珠穆朗玛峰上，这一系统的机能被彻底地摧毁了。

　　人们在进行反思时很容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攀登永远不是安全、可预测和受规则约束的事业。这是一项将冒险理想化的运动。从事此项运动的最著名的人物总是那些将脖子伸得最长以逃避危险的人。登山者作为一类人，并不能凭借他们较多的谨慎而被从人群中区分开来。这一点对珠峰攀登者来说尤为确切：当有机会到达地球之巅时，历史表明，人们会以令人惊讶的速度丢掉正确的判断力。最终，汤姆·霍恩宾在他登上西脊33年后提醒道：珠穆朗玛峰在这个季节发生的事情肯定会在下～个季节里被重演。要找出表明人们几乎没有从5月10日的一系列错误中吸取教训的证据，你无需远看，只需看一看在其后的几个星期内珠峰上所发生的一切吧。

　　5月f7日，也就是在霍尔登山队撤出大本营后两天，在喜马拉雅山脉的西藏一侧，一位名叫莱因哈德·瓦拉西奇的登山者和他的匈牙利队友在不带氧气的状态下从东北山脊爬至海拔27，230英尺的营地，并住进了运气欠佳的拉塔克人遗弃的帐篷。第二天早晨，瓦拉西奇抱怨说觉得不舒服，继而就失去了知觉。当时正好有一位挪威医生在场，他诊断这位奥地利人同时患上了肺、胸水肿。尽管医生实施了吸管和药物治疗，瓦拉西奇还是在半夜时死掉了。与此同时，在珠峰尼泊尔一侧，大卫·布里歇尔斯的I－ MAX探险队重新集结，考虑下一步的行动。由于他们的拍摄计划共投入了550万美元，他们在此巨大激励下继续留在山上以进行攀登顶峰的冲击。拥有布里歇尔斯、埃德·韦斯特斯及伯特·肖尔的这支队伍无疑是最强大、最具竞争力的队伍。而且，尽管他们一半的氧气已用来救助急需补氧的救援和登山人员，他们仍然能从离开山脉的登山队那里借得足够的氧气以弥补他们的损失。

　　埃德的妻子保拉·巴顿·韦斯特斯在5月10日那天灾难降临时，正以IMAX大本营总管的身份监听着无线电通话。作为霍尔和费希尔的朋友，她对此感到无法承受。保拉原以为经过这样令人发指的灾难，IMAX队会自动卷帐篷回家去。后来，她听到了布里歇尔斯与另一名登山者之间的无线电通话。在通话中，这位IMAX登山队的领队不慌不忙地宣布，他的登山队准备先在大本营做短暂休整，然后向顶峰攀登。在发生了这些事情后，我无法相信他们真要上到顶峰去。保拉担心地说，当我刚听到无线电通话后，信号就断了。她非常不安，于是离开大本营，回到村里呆了 5无以恢复体力。星期三，也就是5月22日，IAInX登山队到达南山口，天气极佳。他们在那天晚上向顶峰进发，曾在电影中担任主角的埃德·韦斯特斯在没有使用氧气的状态下子星期四上午11点到达顶峰；布里歇尔斯于20分钟后到达，紧跟其后的是阿拉斯利·西格拉、罗伯特·肖尔和夏尔巴人诺盖--第一位攀登珠峰的丹增的儿子，也是诺盖家族第9位到达山顶的成员。那一天共有16名登山者到达了山顶，其中包括从斯德哥尔摩骑自行车到达尼泊尔的瑞典人戈兰·克罗普以及第10次登上峰顶的夏尔巴人汪里塔。

　　韦斯特斯在上山的路上经过了费希尔和霍尔被冻僵的尸体。琼（费希尔的妻子）和简（霍尔的妻子）都曾要求我为他们带回些私人物品。韦斯特斯局促不安地说道：我知道斯科特的脖子上带着结婚项链。我想把它带给珍妮，但我就是无法强迫自己在他的尸体周围乱挖。我就是没有勇气这样做。在下山的路上，韦斯特斯坐在费希尔的身边和他呆了几分钟，没有收集任何信物。斯科特，你还好吗？埃德悲伤地向他的朋友招呼道：怎么回事，伙计？ 5月24日星期五下午，当IMAX登山队从4号营地向2 号营地下山的时候，他们在黄色地带遇到了南非队剩余的几名队员--伊恩·伍德尔、卡西·奥德多、布鲁斯·赫罗德和三名夏尔巴人。他们正赶往南山口以完成他们的登临山顶的计划。布鲁斯看上去很强健。他的脸看起来很精神，布里歇尔斯回忆道，他使劲地握了握我的手表示祝贺，他说他为我们感到骄傲，半小时后，我又遇到了瘫软在冰斧上的伊恩和卡西。他们看上去真是精疲力竭了。我特意和他们呆了一会儿，布里歇尔斯继续说，我知道他们没有经验，所以我说，请小心，你们清楚月初这里发生了什么。记住，到达山顶是件容易的事；活着回来才是最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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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晚，南非人向山顶进发。奥德多和伍德尔在午夜过后20分钟的时候出发了。跟随他们的是背着氧气瓶的夏尔巴人丹迪和汪多吉（不是霍尔队伍里的夏尔巴人领队汪多吉）以及江市。赫罗德似乎在大队人马出发后几分钟内就出发了，但随攀登的继续，他被甩得越来越远。5月25 日星期六上午9时50分，伍德尔呼叫大本营的无线电话员帕特里克·康罗伊，告之他已和丹迪到达了山顶，奥德多和汪多吉及江市将在15分钟内到达。伍德尔说因为赫罗德没有带无线电，所以不清楚他在下面的什么方位。我曾在山上几次见到过赫罗德，他友好而健壮。虽然他不具备高山攀登的经验，但他曾以地球物理学家的身份在南极洲的严寒条件下工作了18个月--他无疑是南非队里最出色的登山者。认1988年开始，他开始为成为一名自由摄影师而努力工作。他希望到达珠穆朗玛峰顶能给他的事业带来必要的激励。

　　当伍德尔和奥德多在山顶上时，赫罗德仍在下方很远的东南脊上以危险的慢速度孤军奋战着。中午12时30分左右，他遇上了正往山下走的伍德尔、奥德多和3名夏尔巴人。汪多吉递给赫罗德一部无线电并告诉了他氧气瓶的具体位置。然后，赫罗德继续独自向顶峰攀登。他到下午5 点才到达山顶，比其他队员晚了7个小时。当时，伍德尔和奥德多已返回他们在南山口的帐篷。

　　碰巧的是，当赫罗德通过无线电向大本营报告说他已经到达山顶时，他的女朋友苏·汤普森正好在她伦敦的家中通过卫星电话与大本营的康罗伊通话。当帕特里克告诉我布鲁斯正在山顶时，汤普森回忆道，我说：'他**广他不应该这么晚还在山顶--已经5点1刻了！我不希望这样。

　　稍后，康罗伊为在山顶的赫罗德接通了汤普森的电话。布鲁斯听起来还是神志清醒的，她说，他知道他用了很长的时间才到达那里。听上去他的声音在那个高度还算正常。他是将氧气罩拿下来说话的。他甚至没有气喘吁吁。然而赫罗德从南山口攀登到山顶用了17个小时。虽然当时风力不大，但乌云吞没了山顶，而黑暗又迅速降临了。独自呆在世界之巅，他一定非常疲惫，而且氧气也已用完或几乎用完了。他那么晚独自呆在那里简直是疯了，他的前队友安迪·德·克勒克说，实在令人费解。 5月9日夜晚至5月12日，赫罗德一直呆在南山口。他曾感受到暴风雪的猛烈，听到了声嘶力竭的呼救，看到了由于严重的冻疮而变得一瘸一拐的韦瑟斯。在5月万日的上山路上，赫罗德经过了费希尔的尸体。几小时后，他又在南峰顶跨过了罗布·霍尔已僵硬的双腿。显然，尸体没有给赫罗德留下太多的印象。他不顾缓慢的步伐和渐晚的时间继续向山顶走去。

　　自赫罗德在5时15分从峰顶呼Hq之后就再没有从他那里传来无线电信号。我们开着无线电通话设备，坐在4 号营地等待他的消息，奥德多在刊登在约翰内斯堡的柳报》专访中解释说，我们太疲劳了，最后睡着了。当我在第二天早晨5点钟醒来时，他仍没有通过无线电传来消息，我意识到我们已失去了他。

　　布鲁斯·赫罗德现被认为已死亡。他是在这一季节中逝去的第12条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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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现在，我渴望女人温柔的抚慰，鸟儿的歌唱，指间流动的泥土的芬香。我正寻找合适的土地来购买。我将在上面饲养鹿、野*和小鸟儿；种上三角叶杨和小无花果树。我将造一口池塘。傍晚时分，鸭子前来媒戏，鱼儿浮出水面，将小虫子塞入嘴中。几条小径穿过这片树林。我和你迷失在大地的波澜起伏之中。我们来到水边，躺在草地上。一块小小的招牌上委婉地写道：这是真实的世界，我们都置身其中。

　　--摘自〈〈血红的兰花》

　　数位曾于去年5月到过珠穆朗玛峰的人告诉我，他们曾试图摆脱悲剧的阴影。我在11月中旬收到洛·卡西希克的来信。他写道：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发展起一些积极的想法。珠穆朗玛峰是我一生中最惨痛的经历。但这已成为过去。现在就是现在。我已将注意力集中在积极的看法上。对于生命，他人和我自己，我学到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我感到我现在对生活有了更明确的认识。我现在对事物的看法是以前所没有过的。

　　洛在与贝克·韦瑟斯在达拉斯共度周末后刚刚返回。在被直升飞机输送之后，贝克的右臂自肘以下被截掉了。他的鼻子也被切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从耳朵和前额取下的组织。洛认为拜访贝克令人既伤心又振奋。看到贝克的这般模样实在令人伤心：重塑的鼻子，满脸的伤痕，生活木能自理，以及对能否继续行医的疑虑，等等。但看到这个男人能如此地接受一切并准备继续生活下去确实令人感到不同寻常。他战胜了这一切。他将取得胜利。

　　贝克对每个人都心存善意。贝克不会玩指责别人的游戏。你可能与贝克的政见不同，但看到贝克是如何对付这一切时，你将与我分享骄傲的感觉。终有一天，一切苦难将为贝克呈现出积极的一面。

　　我为贝克、洛和其他一些能从积极的角度审视这段经历的人们感到振奋，甚至感到有些嫉妒。可能随时间的流逝，我也能从诸多的痛苦中认识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但我现在还做不到。

　　当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我从尼泊尔回来已半年有余。在这6个月中，任何一天珠穆朗玛峰都能在我的思维中占据2至3个小时，甚至在睡梦中也没有暂停过：攀登留下的影象以及它所造成的恶果仍渗透在我的生活中。

　　在我记录这次探险活动的文章刊登在九月的《外界》杂志后，杂志的邮购量激增。许多回信都表现出对幸存者的支持和同情，但也有很多恶语相向的信件。例如，一名来自佛罗里达的律师训斥道：我想说我同意克拉考尔先生所说的：我的行动、或未能采取任何行动直接导致了安迪·哈里斯的死亡。我还同意他所说的：（他）只躺在350码之遥的帐篷里，什么都没有做……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独自活下来的。

　　一些最愤怒的来信，也是迄今为止读起来最令人恼羞成怒的信件是来自受难者亲属的。斯科特·费希尔的妹妹丽莎·费希尔·卢肯巴赫写道：根据你的文字，你似乎具有确切知道每个人在探险活动中的想法和心理活动的特异功能。现在你已安然无恙地返回家中。你评判别人的判断力，分析他们的企图、行为。性格及动机。你对领队、夏尔巴人和顾客应该如何做大加评论。你对他们的过错进行傲慢的指责。根据乔恩·克拉考尔的自述，在他预感到恶运将至时，他为了自身的安全和生存而缩回自己的帐篷。

　　还是看看这位貌似万事通的所作所为吧。你对安迪· 哈里斯的下落的错误推测给他的家属和朋友带来了巨大的悲伤和痛苦。而现在，你又以对江布小道消息式的描述来唾弃他的性格。我所读到的是你的个人主义正疯狂地从所发生的一切中找出道理。但你的任何分析、批评、判断，亦或是假设都不会给你带来你所寻求的平静感。没有答案，没有人做错了什么，没有人应受指责。每个人都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环境中尽力而为。

　　没有人蓄意谋害别人。没有人想死。我是在得知遇难者的名单上又增添了洛桑江布的名字后不久收到这封信的。这封信使我异常痛苦。8月份，当季风从高高的喜马拉雅山退却以后，江布返回珠穆朗玛峰，向导一支日本探险队从南山口和东南脊攀登。9月25日，当他们从2号营地攀登至4号营地准备向顶峰冲刺时，一块板状的崩落雪块将江布、另一名夏尔巴人和一名法国登山者压倒在日内瓦山嘴之下。他们顺霍泽冰面向下翻滚了一段距离，直至被摔死。江布在加德满都抛下了年轻的妻子和一个2个月大的孩子。

　　还有其它一些坏消息。5月17日，从珠穆朗玛峰下来后在大本营休息了2天的阿那托列·布克瑞夫独自前往攀登霍泽峰。我累了，他告诉我，但我是为斯科特而去的。为了完成斯科特要征服世界排座s，coo米以上的山峰的遗愿，布克瑞夫于9月份从西藏攀登了乔欧亚峰和海拔26，291英尺的潘玛峰。当他于11月中旬在家乡卡扎克斯坦逗留时，他乘坐的公共汽车发生撞车事故。司机被撞死，而阿那托列的头部严重受伤，一只眼睛受到了严重的。甚至是永久性的伤害。

　　1996年间月14日，下面这段文字作为南非人对珠穆朗玛峰的论谈内容之一而被刊载在因特网上：我是夏尔巴孤儿。我的父亲在年近刀岁时为一支探险队搬运行李而死在了库巴冰布上。我的母亲在1970年时为另一支探险队扛运行李时因心力衰竭而死亡。我的另三个兄弟姊妹死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和我的姊妹被送往在欧洲和美国的寄宿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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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未再回到我的家乡，因为我认为它是应受到诅咒的。我的祖先由于在低地受到虐待而逃到神圣的库巴地区。在那里，他们在大地之母的阴影中找到了避难所。作为回报，他们应当保护女神的圣所免受外人的入侵。但我们的人却背道而行。他们引导外来者进入圣所，并以站在她的头顶欢叫的方式来破坏她的肢体，污染她的胸部。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不得不搭上了性命，而另一些人虽虎口逃生但却牺牲了别人的生命……

　　所以我相信夏尔巴人也应对1996年发生的悲剧负责。我对没能返回故乡不感到丝毫遗憾，因为我知道那里的人们和那些自认为可以征服世界的傲慢的外来者将受到上天的惩罚。还记得泰坦尼克号吗？即使永不沉没的也沉没了。在女神面前，韦斯特斯、皮特曼、费希尔、江布、马斯纳和伯宁顿是多么愚蠢的人啊。因此我发誓我将决不重返家园而成为亵读神的合谋者。

　　珠穆朗玛峰似乎毒害了很多生命，摧垮了多种关系。一位遇难者的妻子因为抑郁症而住院治疗。当我上一次同某位队友谈话时，我得知他的妻子的状况也是一团糟。他说，应付探险带来的不良后果使他的婚姻行将瓦解。他不能集中精力地工作。他经常从陌生人那里受到恐吓和羞辱。

　　在桑迪·皮特曼返回曼哈顿以后，她发现自己成了公众发泄怒气的对象。1996年8月的《名利场》杂志刊登了一篇对她冷嘲热讽的文章。～个来自小型电视节目《拷贝》的摄制组在她的公寓外袭击了她。作家克里斯托弗·巴克利将皮特曼的高山遇难经历调制成《纽约人》杂志封底的堪称画龙点睛之笔的笑话。到8月份，事态发展得愈发不可收拾。她向朋友哭诉说她的儿子在高等私立学校里受到同学们的嘲讽和冷遇。公众将对珠穆朗玛峰悲剧的极大愤怒直指皮特曼，这使得她既感吃惊又有些晕头转向。

　　对尼尔·贝德曼来说，虽然他将两名顾客引导下山从而挽救了他们的生命，但他仍为没能阻止另～个人的死亡而深感内疚。这位顾客不属于他的队伍，因此如果冠冕堂皇地讲，也就不属于他的责任范围。

　　在我和贝德曼都重新适应了家庭环境之后，他向我回忆起在南山口上与队员们挤在寒风中并不顾一切地要保证每个人生还的情景。当天空刚刚晴朗得使我们能分辨出营地的方向时，他回忆说，那感觉就是'晦，风暴的停息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我们赶快走吧！'我向每个人呼喊以使大家挪动双脚，但很显然有些人已虚弱得无法迈步，甚至不能站起来了。

　　人们在哭喊。我听到有人嚎叫：'别让我死在这里！' 那显然是非生即死的关头。我竭力想使南比站起来。她抓住了我的胳膊，但她虚弱得已无法支撑双膝站立起来。我开始迈开脚步并将她拖了一二步，然后她的手松开了，摔到一旁。我必须继续前进。必须有人去帐篷求救，不然所有人都会死掉。

　　贝德曼稍停了一会儿，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起南比，他再次开口时这样说，她是那么弱小。我仍能感到她的手指从我的胳膊上滑落时的感觉，而我就听之任之了。我甚至再没有回过头去。（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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