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烤香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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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文革开始的那一年。小时候的记忆中,似乎凡是旧的的东西都是封建落后的,理应受到批判。所以自然而然地,每逢遇到破旧的事物,都无法激发起我的审美观。曾经多次与碉楼擦肩而过,都不曾想起那是前人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近年来由于旅游业的开发,人们才慢慢地将开平的碉楼摆到了保护开发的桌面上来,最令人关注的,则是近年来政府要将开平碉楼向联合国申报人类文化遗产称号的事情。据说开平共有碉楼一千多座,堪称奇观。即使平庸甚至丑陋的东西,如果形成巨大规模,也是一种壮观的美。万里长城和兵马俑之所以会形成一种视觉上的震撼,只要在于其数量上的庞大。在2004年之前,它们似乎被世人遗忘了。从2005年起,它们重新得到人们的关注——碉楼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其实,是否申报文化遗产,此事并不重要。申遗甚至会变成一种炒作,文化遗产的称号只会令碉楼的参观门票涨价。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意识到它的历史文化价值了。如同你家中拥有祖先留下来的瑰宝,你理应将它好好保存,不必计较外人对它的估价,外人的估价对你来说没有意义,因为你不会将它卖掉,它里面沉淀了太多的思念和回忆,这些东西是不能用钱来代替的,金钱有时带给我们的只是市侩和庸俗。我们今天的治安状况也不好,南方众多城市的民居在阳台和窗户上都安装了防盗网,这些铁笼子成为遍布大街小巷的一大景观。我想,若干年后,我们也同样可以拿这些铁笼子景观去申报文化遗产,道理是一样的。
碉楼的蓬勃兴起,以及最终形成今天的壮观景象,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是当时社会的缩影。每一座碉楼后面都可能隐藏在一段曲折离奇、悲欢离合的动人故事,如果你有心思去探究,说不定都是一部部动人小说的极好题材。碉楼代表着那段充满血泪的移民史,或者说是华侨史。
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历来都是非常恶劣的。在这样的环境下生长的中国人磨练出极其忍耐和刻苦耐劳的民族性格,中国人对外来诱惑的反应态度还算是积极的,大多时候会表现出跃跃欲试的情形。因此,在清朝末期,沿海人民向海外的巨大移民潮就说明了这种情况。今天华侨散布在世界各地,溯其根源,其源头主要是在这个时期。鸦片战争带来洋人坚船利炮的侵略,还令举国上下开始审视我们这个天朝大国以外的海外世界,中国人开始大规模移民出国。
我们今天重读这段移民史,感慨良多。我自幼受奴化教育,以前对偷渡之类的非法移民行为无法容忍接受,觉得偷渡者丢尽国家和民族的面子,令社会主义的形象蒙羞。我的家乡珠海毗邻澳门,大量的同乡在我年少时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往澳门,甚至我的哥哥在他十七岁时也曾产生过这个念头。有些倒霉的在登岸前就已被边防守军开枪射杀。文革期间有受政治迫害的逃亡者偷越国境,被抓回的以叛国投敌罪被枪毙,这种白色恐怖我们今天想起来仍觉得不寒而栗。我的观念转变是在读大学以后。偷渡行为的危害主要是可能为目的地国家带来负累,而对原居住地国家则没有大的危害,顶多是对政府“不辞而别”,除非偷渡者作奸犯科、背负刑事或民事责任而外逃。良禽择木而栖,追求更好的生活是人的本性,我们国家既然有这么多的缺点,我们为何不离开它去找一个更好的地方生活呢?我有不少的同学毕业后去了国外闯荡。爱国主义是毒药,究竟对谁最有意义?向穷人或社会低下阶层灌输爱国思想简直就是对牛弹琴。我对沿海某些地区的大规模偷渡现象渐渐有了宽容之心,虽然他们的行为客观上令我们中国人在申请出国签证时备受各国移民局的严格审核或拒签,但这是无奈的。我们现实生活中不也是存在许多的无奈?比如我们如果要尊重街头小贩的生存权利,就要包容他们在街上的摆摊阻街一样。
清末移民潮的原因则是生活所迫,又可能是国民对海外生活一无所知,自以为那里的生活比国内更好,富有吸引力。鸦片战争后,华南农民无以为生,卖身出洋,这种移民方式是合法的。鸦片战争的本质是为贸易权利而战,鸦片贸易只是其导火线而已。战后,满清被迫向列强开放了通商口岸。列强不仅要掠夺中国的金银和各种资源,还要诱拐中国人出国当苦力。在通商口岸设立的“猪仔馆”,对外雅称“新客馆”,专门关押“猪仔”之用。新加坡就曾是臭名昭著的苦力贸易中心,并设馆于澳门,公然买卖人口。沿海人民被骗,登船前往,途中遇病无医,有些尚未到岸便已死去。剩下活着的抵达后,被关入“新客馆”。这是“卖猪仔”一词的由来。
苦力贸易的背后是中国的贫穷,在贫穷面前人权往往显得苍白无力,这种情形即使到了今天仍然如此。“猪仔馆”经纪人背后都有列强政府支持,他们诱拐中国人是有组织的:在港澳、厦门、汕头等地设有分行,拐骗之术无所不用其极。常派人员至茶楼旅馆,对失业之国人报以酒食招待的亲善之举,诱其赌博,借以赌本,作为圈套,使其负债后,乃夸耀海外之富庶,以动其心。然后答允介绍工作,并许诺借予路费,使受骗者心悦诚服,而不知已堕入圈套,经纪则从每单成功交易的个案中提取佣金,每名百余元不等。“猪仔”上船后,即失去自由,成为任人宰割的奴隶。那些老奸巨滑的雇主要“猪仔们”俯首听命,就让他们在暴力威逼下签订“劳动契约”,实际是“卖身契”,规定劳动年限5至10年,工资仅能糊口,若然逃跑和消极怠工,往往遭到雇主和监工的鞭打甚至杀害。有些“猪仔”尚未熬到期满就已被折磨至死。雇主则找借口迫使契约期满者续订契约,直到吸干他们最后的一滴血。十九世纪,中国约有3O0万人沦为猪仔,同期的非洲,有超过一亿黑奴。在美国的废奴运动后,二十世纪各国相继废除奴隶制度,中国东南沿海罪恶的猪仔贸易终于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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