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寂寞烤香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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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谈及沙勿略来中国传教，还必须从1547年说起。当时，沙勿略在马六甲认识了一名叫弥次郎的日本青年，出身贵族，因失手杀人而出逃在外。沙勿略为他讲道和洗礼，还将他送往印度的果阿深造。正因为认识了弥次郎，使沙勿略产生了去日本传教的想法。于是，在1549年8月15日的时候，沙勿略偕同弥次郎等人来到了日本的鹿儿岛。到日本初期，沙勿略的传教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没有能够见到日本天皇，可还是在不少地方得到了自由传教的权利。但是，后来在下关传教的时候，便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一心想让所有日本人都认识天主的沙勿略陷入了困境。日本人反问他：既然天主那么好，为何中国人却不信他？沙勿略知道日本的文化、习俗都是从中国学来的，宗教也不例外。于是，沙勿略意识到如果中国能够皈依基督，那么日本人必然会随之而归化。这一点可以从1552年1月29日沙勿略写给依纳爵·罗耀拉的信中得知，沙勿略在这封信中说：“日本现行各教派，无一不来自中国。如果日本知道中国业已接受了救主的福音，自必起而追随，放弃现有各教。”后来日本的天主教信徒一多，常与日本原有宗教如神道教、佛教等发生冲突，且有毀坏神社、佛寺等事，1605年间，据称天主教信徒已达70万，德川家康于1612年下令禁教，1637年教民以九州島原为根据地进行暴动，幕府借助荷兰商船巨炮援助攻陷島原，教民万余人被杀，称为島原之乱。随后幕府禁教更严，1638年颁布锁国令，并驱逐了葡萄牙人。此已是后话。
他在澳门外徘徊着没能进入内陆。当时澳门是葡萄牙殖民者的落脚点，既是当时远东的贸易港口，也是宗教传播的中心，但从澳门进入内地香山县的关卡由明朝政府严格把守和管制。葡萄牙人起初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殖民活动受到极大的限制，一是因为自明初以来的禁海政策，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葡萄牙人在亚洲进行的武力殖民活动让他们在中国朝野中名声狼藉、恶名远播，中国人称他们为佛郎机。先是瓦士古•;达•;伽马（Vasco da Gama）用大炮血腥占领了印度的果阿，葡萄牙人进而占领了受明朝保护的属国满刺加（今马六甲）。要知道明初郑和下西洋时曾六次到过满刺加，中满关系非常好。因此葡萄牙人在中国沿海的商贸和探险活动受到抵制是必然的了。
沙勿略于1551年12月，即明嘉靖三十年初冬登陆广东台山上川岛。向北望去，中国大陆已是历历在目。东南沿海的这些岛屿，由于远离大陆，政府对其的管治便松懈得多，因此上川这些岛屿实际上是海盗、商人和武装走私者的落脚处和货物中转站，葡萄牙人也不例外。岛上居民第一次遇见蓝眼高鼻子的洋人，比大陆居民要早许多。由于当时政府尚行海禁，不能进入内陆，而此时岛上也聚集着一批经商的葡萄牙人，拟以此岛作跳板伺机北上。沙勿略的身份当然不是商人，他的东行身份是罗马教皇保罗三世的特使，传教是主要目的；但传教活动从来与商业和政治势力的扩张紧密相关，所以他同时还是葡萄牙国王若奥三世的贸易特使。此年沙勿略北行未遂，于是又转往印度果阿，行迹遍及马六甲、锡兰、马鲁古群岛等地。
1552年8月底，沙勿略乘坐圣十字号再度抵达上川岛。从8月底到12月3日逝世，他在岛上他一共住了将近一百天的时间。沙勿略到上川岛之后，便在山坡上搭建了一个草棚，以作为临时的教堂使用。他每天都在这个草棚教堂中做弥撒，教一些孩子们学习教义。尽管人数不多，他还是非常尽心尽力，一如他在其他地方传教一样。但是沙勿略心中始终挂念着的是进入广州城，见到广东的督抚，最终能够觐见中国皇帝，以获得在中国自由传教的权利，这是他来中国的使命所在。但此时明朝实行严厉的海禁闭关政策，根本不允许外国人进入大陆。如果贸然闯入的话，将会有生命危险，关于这一点，沙勿略是从一名从广州监狱逃出来的葡萄牙商人那里了解到的。根据他在1552年10月22号在上川岛写的几封信可以得知，当时有一个当地华人愿意带沙勿略进入广州城，条件是沙勿略给这个商人两百担胡椒（另一说是直接给钱）。时间一天天过去，那个华人始终没有履行诺言，可能是他权衡了接济外国人偷渡入境的后果之后而不敢履约。沙勿略进入广州的前景于是变得非常黯淡，但他并没有就此退却或丧失信心，他决定继续留下来，以再次获得进入广州的机会。他还有另外一个进入中国的计划，如果实在无法从上川进入广州的话，那么他将坐船前往暹罗（泰国旧称），在第二年随暹罗国王派遣的使团进入中国，他在信中写道：“万一这个商人不來接我（上帝绝不允许这样），今年我不能入华，我真不知怎么办，不知前往印度还是暹罗。若去暹罗，可隨暹罗国王派遣的使团明年入华。若前往印度的话，在阿尔瓦罗·达·伽馬(Á;lvaro da Gama)执政期间，若上帝不以其他方式成全我的話，不要指望在华作什么留下记忆的事情。”但沙勿略并不愿意等到第二年的，他心急如焚，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入华的决心坚如磐石”。
天气逐渐地寒冷起来，岛上的同伴也都一个个地离开了，陪伴在他身边的只有中国仆人安东尼，以及日夜紧握于手中的十字架。上川岛上的生活非常艰难，沙勿略正经受着巨大的考验，由于饥寒交迫，他染上痢疾，身体非常虚弱，以至高烧不退。在1552年11月28日的时候，沙勿略已经病得不能言语，认不出人了。直到12月3日（另一说5日）早上，安东尼目睹沙勿略临终的情景，心中无比哀痛，便点燃了一枝蜡烛，放在神父手中。不多时，带着深沉的期待与哀伤，带着对于天主忠诚信念和对进入中国的无限渴望，沙勿略离开了尘世，享年四十六岁。巧合的是，他在东方传教事业的继任者利玛窦，于当年出生了。沙勿略虽然未能真正进入中国进行传教事业，他将天主教带到了中国的门口，倒在了进入中国的门槛之上，但是他无比坚定的传教信心和热忱，极大地鼓舞了后来者效法他的行为，继续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来华传教的事业之中，前面提到的利玛窦便是其中之一。
后来的传教士是大家都熟悉的利玛窦，沙勿略的“天主教本土化”策略对他影响很大，他进入中国之后学习中文和中国的传统礼仪，甚至翻译《圣经》的时候用了很多儒教的词汇，靠学习东方成功地推进西学，他的成功创造出“利马窦规则”。但到了康熙晚期，一股来自西方教会的宗教狂热却使利马窦的心血付之东流。1704年，教皇克勒门十一世明令禁止祭祖祭孔，要求中国的教徒捣毁异教神像，烧毁一切儒佛道的书籍，并屡次派特使进京向康熙提出此要求，被康熙斥之为“立于大门之外,论人屋內之事”，这一场礼仪之争持续近二十年，使得支持基督教的士大夫损失殆尽，朝廷于是禁教，基督教事业在中国遂走向绝路。这是中国天主教会曾有过的一段痛苦经验，就是所谓礼仪问题。这又是后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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