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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引用完美于2007/3/26 10:41:00说道: 每天晚上吃完晚饭,我和两个克里斯一人拿罐啤酒,搬把椅子跑院子里坐着聊天。犹他克里斯告诉我们,这里的夜空中经常有人造卫星和夜航飞机飞过。不像一般星星,人造卫星和夜航飞机都是一个亮点在星空中匀速移动。但飞机有夜航灯,一闪一闪的,容易辨认,而人造卫星则是不会变化的一个亮点。于是我们每天晚上最大的乐趣就成了仰着头在星空中寻找人造卫星,比谁最早发现卫星,比谁发现的最多。黑夜中,我们三人在院子里的大呼小叫声此起彼伏,甚至惊动得牧场里的其他人出来和我们一起寻找夜空中的卫星。 克里斯们和我无话不谈,有时酒劲上来更可以说是毫无禁忌。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院子里海阔天空地闲聊,我随口问了句犹他克里斯;他有经验有力气,干嘛不自己开家建筑公司,做建筑这行,小公司也可以赚钱嘛。没想到他一听,拎着酒瓶腾地站起来,喷着酒气显着忒激动地对着我们边比划边说:“翔,你们就不知道,我他们的几乎差点就开自己的公司了,就差这么一点点!但最后没开成,就是他妈的因为那些该死的墨西哥人,他们把建筑公司开的到处都是,要价又低,根本他妈的就没法和他们竞争。” 我听了不解地问:“那你也可以雇这些墨西哥工人嘛,反正你也不用付他们很多工钱,这不就妥了。”结果犹他克里斯语气更加激动的说:“不!我的公司只雇白人!我才他妈的不要雇那些偷渡过来捡便宜的墨西哥人,他们都是帮蛀虫!”没想到犹他克里斯的话居然也挑起了喝得醉醺醺的伦敦克里斯的共鸣。他也拎着啤酒瓶跳起来大叫:“对呀!在我们国家这些他妈的非法移民也象蛀虫一样把我们搞得一团糟。他们花我们的保险,用我们的税金,占据我们的学校和医院,把我们的便宜给占遍了,我们被他们给操了!” “对!我们被操了!” “我们被操了!” “我们被操了!” 两个醉醺醺的克里斯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的在寂静漆黑的院子里大声嚷嚷起来。 这下子还真让我感到有些困惑。我这两个平时可爱体贴,善解人意的伙计突然间成了最邪恶狭隘的种族主义分子,他们大声用最恶毒的语言宣泄着不满,向我吐诉着心中的愤懑。但更让我困惑的是;或许本应该是他们攻击对象正是我这个与他们截然不同亚洲人才对。 当然,我在牧场的日子也并非都是一片和谐毫无杂音的。 有天晚上,当我们大家吃完饭坐在火炉边聊天时,外出办事的丹尼尔喝得醉醺醺的回来,他一进屋就向我没完没了地唠叨到:“今天在朗派看新闻,尼泊尔毛派共产党又搞恐怖活动了,要推翻尼泊尔王室。这些尼泊尔毛派分子都是你们中国政府支持的,想把尼泊尔人爱戴的王室推翻,把尼泊尔划入中国的势力范围。” 我听了丹尼尔的这通也不知是醉是醒的话觉得莫名其妙。他说得这些纯属胡说八道。首先中国政府并不支持尼泊尔的毛派势力,就正如尼泊尔的毛派游击队一直抨击中国政府是修正主义一样。其次,我在研究生院期间班上最好的朋友多吉就是尼泊尔人,家住加德满都,父亲是个商人。多吉告诉过我尼泊尔多数人并不喜欢他们的王室,甚至希望将尼泊尔的政体改成共和制。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我是来这里帮助黛安娜,帮助这些野驴和整个牧场的,我并不喜欢任何人用这些和我既不相关,我也不感兴趣的政治话题来烦我。 但虽然我心中不满,却依然坐在火炉边没有理丹尼尔的挑衅。不光因为这是丹尼尔第一次这样表现的比较过分,我可以给他一个机会。而且他又是喝醉了,和一个醉鬼较真理论完全是徒劳费力。倒是坐在一旁的贝琪看不下去,对一身酒气的丹尼尔不太客气地说到:“你能不能态度好些?!” 丹尼尔是约半年前旅行时,在朗派遇到去办事的黛安娜和克里斯,就跟他们来到牧场的。丹尼尔四十来岁,一生大半时间都在世界各地旅行,旅游顺便做些小生意。他告诉我他去过大约九十个国家。丹尼尔没事就爱坐在那高谈阔论,在我以往的城市生活岁月中,象丹尼尔这样的人实在是见过太多了,所以没什么特别感觉。整个牧场的员工中,也只有他爱没事聊个政治,时不时捎带说些中国又如何如何的话题。我隐隐觉得他这么做是为了取悦黛安娜。 黛安娜是个西藏佛教徒。但黛安娜不是个政治家,她对政治话题并不热衷,她本人倒是对西藏很感兴趣,但仅此而已,我俩有时也聊些关于西藏的话题,但都聊得非常融洽,彼此开诚布公,充满信任和理解。黛安娜是达赖的信徒,但她同样对中国拥有好感,甚至打算过到中国去收养孤儿。她对我抱怨说:“以前想去中国收养一个孩子,可他们定了一大堆规定,独身不行,年龄大不行,收入不够不行,最后我只好放弃了。” 后来又有一次,当大家都在一起时,丹尼尔再次开始向我主动说起中国政府在西藏又如何屠杀迫害藏族人的话题,他在众人面前滔滔不绝,一副无所不知的样子。我对此不是很高兴,希望他从此闭嘴,就平静地对他说到: “丹尼尔,我大概知道几个数据。1950年当时西藏政府作的调查证明当时藏族人的平均寿命是35岁,而2000年的调查则是68岁。丹尼尔,你说了这么多中国政府在西藏如何如何,但你至少得拿点切实证据出来证明你所说得。 并且我非常高兴告诉你一些关于西藏的我个人的经验。我父母都在西藏工作过二十年,他们可以算是最早到西藏的那些中国人了。我妈妈是个牙医,她刚到拉萨时绝大多数藏族人甚至不知道医院是个什么东西。我母亲那一辈在西藏建立了西藏最早的公共医疗系统,让每个藏族人有了病都可以得到免费治疗。我父亲倒是个军人,是个军队兽医。他们虽然主要负责军队骡马,但驻地藏族的牲口得了病,我父亲他们照样会给以免费治疗。 我小时候每年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我母亲,因为政府规定象她这些医生必须定期离开城市,到乡下农区和牧区去参加巡回医疗。 现在很多人爱谈论西藏,很多人喜欢谈论他们是如何关心西藏想帮助那里的藏族人。但他们最多也就只谈谈而已,但我父母却做到了。我父母在西藏的二十年里,既没拷打过,也没屠杀过哪怕一个藏族人,倒是实实在在的帮助过这些藏族人,甚至包括他们的牲口。” 丹尼尔听了脸上有些尴尬,但依旧不服气地说:“也许你说得都是对的,但也并不是事实的全部。” 我依旧口调平静地说:“对,这些确实并非全部。我说这些也不是为谁辩护,对于中国政府在西藏的作为象我父母也不是完全赞成。我母亲就对我说过,她对文化大革命中对于西藏宗教的破坏就很不以为然,因为宗教就是藏族的文化,破坏它的宗教就是破坏它的文化。 但西藏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里头有太多历史恩怨和利害关系,不是简单的一两句话用黑白对错能划定的。难道象布什总统那样?‘要么做我们的朋友,要么做我们的敌人,’总是试图用简单的方式去解决复杂的问题,然后把一切都弄得一团糟?” 我接着说到:“悲剧已经够多了,但除了指责批评,我们能不能做点什么以便少些伤害,而多些建设性?”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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