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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引用寂寞烤香菇于2007/5/9 12:24:00说道: 早期兴建的碉楼可能是为了炫耀。然而,随着盗贼对归侨骚扰的增多,兴建碉楼就绝非为了炫耀,而是防贼了。翻阅《开平县志》可知,碉楼的功能主要用于防范盗匪袭扰。家乡的治安情形却是如此令人沮丧。政府管制的松懈令仇富心理变成为所欲为的行为。在侨乡一带,“金山伯”遭劫成为普遍现象,让众多的海归华侨欲哭无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开平见不到苏州园林般的大宅却多见碉楼的原因。这是何等的无奈!有幸衣锦还乡的侨胞每天面对盗匪横行,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连基本的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即使有钱又有什么用呢?一些遭劫的侨胞只好挥泪告别故乡,再次移居海外。开平所辖之境,原为广东新会、台山、恩平、新兴四县边远交界之地,向来有“四不管”之称,社会秩序极为混乱。清末民初,开平流传着“一个脚印三个贼”俗语,当地贼匪之猖獗,简直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生活富裕的归侨或侨胞就首先成为其抢劫的主要对象。为了防贼,侨胞纷纷捐资寄回家乡兴建碉楼,或将住宅建成碉楼式的民居,碉楼开始在开平各地蜂拥而出。以碉楼的建筑形态,并不适宜居住用途,它们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更楼或灯楼,这种楼一般建在村头或村尾,供民团及更夫维持治安之用,里面藏有武器;二是众楼,由多户人家合资兴建,遇有匪贼,大家躲进众楼,逃避洗劫;第三类才是居楼,由华侨独资兴建,用于长久居住。 碉楼内部空间普遍不大,窗户大多都很小,目的是为了防匪。碉楼只是作为土匪攻击时应急之用,一旦发生匪情可以躲进里面。匪害猖獗的年代,碉楼上一般都有年轻人瞭望驻守。 碉楼的外部形态大同小异,只是肥瘦高低不同,另外屋顶装饰各异。大的碉楼,覆盖几间房的面积;小的碉楼,只有三四十平方米。矮的碉楼只有三层,跟一般的楼房差不多。而最高的碉楼是位于赤坎的南楼,高达七层。 我与南楼的相遇纯属偶然。那是一次带着游客去赤坎附近找一家我从未去过的餐厅吃饭,因为不认得路,便租了一部摩托车,被人懵懵懂懂的带到了谭江边的那家餐厅。抬眼望去,江边的这座碉楼孤零零的特别引人注目。南楼在开平的碉楼中只是极其普通的一座,没有特别出众的外表。在此之前,我听说它曾经有过一段与抗日有关的历史,本地司徒姓的七人在此顽强抵抗日寇直至被俘殉国。它经历过战火的洗礼和硝烟的熏染,弹痕累累,在众多的碉楼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我觉得壮士们的精神可歌可泣,但其行为却缺乏军事常识,无异于自杀,以此孤单碉楼固守,又无退路,结局可想而知。 开平碉楼在风雨飘摇中走到了二十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了。大部分的碉楼从此经历人去楼空的境况。此时的中国形成了史无前例的仇富情结:地主富农的土地和房产被没收充公,然后再归入人民公社,中国的富人们在一夜之间全都变成一无所有,而且在此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成为专政对象,饱受迫害。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地主富农每周六都要参加义务劳动,而且不可有怨言,否则就会惹祸上身。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仇富,主要是对沈万三等富商进行打压,而新中国的统治者似乎不想放过任何一个有产阶级。在这种新的财产制度下,华侨在海外千辛万苦积累、带回的财富也面临着灭顶之灾。来得及跑的,都变卖家产跑到港澳海外。来不及出逃的,统统变成了几亿“蓝蚂蚁”般的红色国民的一份子。直到七十年代末,政府为了统战的需要,才开始将侨房归还。但接收房子的人已经是那些华侨的下一代了。我有个亲戚在马来西亚,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与我们断绝音讯达二十多年之久。究其原因,是中国在此期间在东南亚推行的共产运动,令当地政府实施排华政策,亲戚们备受歧视和迫害,不敢与中国联系。当然,我们在文革期间也同样不敢与他们联系。 开平碉楼走过了它最凄凉悲哀的一段时期,它们之中一些被人霸占,或变成无主,被人丢空,成了风烛残年,任凭风雨损耗。 赤坎有条闻名的“加拿大村”,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全村姓关,在五十年代初,连最后一户也移民去了加拿大,全村于是成了一座空城。这是一个逝去家园,只剩下村东面的碉楼在半个世纪中寂寞地守望着当初的荣耀。 看碉楼,其实是在读一段我们祖辈艰辛生存的历史。在这些曾经风光的碉楼背后,隐藏着多少辛酸和悲哀?华侨的血泪史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血泪史的一部分。 一切悲情往事,尽已随风而去。 2006年11月于珠海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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