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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引用paula于2007/6/19 9:12:00说道: 主持人(朱健刚):王老师的讲话让我很感动,平民慈善怎么做,他用自己的行动展示了一个案例。 下面有请王一平博士,听一听他们是怎么做的。 王一平:大家起立,跟身边的新朋友、老朋友握个手。 大会主席吩咐我要回应王司长,我不敢,因为王司长是慈善救灾的专家,要我回应相当于班门弄斧,我也不喜欢来回应王司长,因为他讲话字字珠玑、落地有声,你说要跟着他讲,相当于狗尾续貂了。我还是按照自己的本位,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可以以善促善。 五月黄金周我在香港一个学院开办博士班,是讲基督教神学的,中国也有不少学者来参加这个班。我的题目是"天国人间",怎么样可以把所谓的天堂拉到今天这个世界,天国人间里包括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孙中山把它翻译为"博爱"。按照现代的说法,就是"慈善"。一般中国的学者,可能看到香港这本流行的杂志,"亚洲周刊",那一期的封面就是小甜甜,全世界最有钱的女首富,死了!她给家人的遗嘱是把她的身家,一千几百亿完全捐出来做慈善,中国学者看到这本亚洲周刊,就在学堂上提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亚洲周刊也报道上个星期在重庆市政府办了一个慈善的晚宴,邀请了600个重庆市的百万富翁,享受一个政府提供的晚宴,希望他们吃了之后能够捐款做慈善,吃就吃了,喝也喝了,到头来那一天晚上总共这600个百万富翁捐了3万块钱,平均一个人是捐50块。怎么会有这样丢脸的捐款?同时亚洲周刊报道,香港还保持一个世界纪录第一,香港人的慈善捐款,按照人口比例来讲,是全世界最高的,不单只是为了华东水灾,不是血溶于情,南亚的海啸等等,我们也是世界第一的捐款。宣明会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慈善机构,在中国也是很活跃,宣明会的会长给我分析,全世界的宣明会两个国家(地区)捐款最高,一个是美国,一个是香港,但是按照人口比例来说,香港人捐给宣明会做慈善的是比美国人高了八倍,这是一个世界记录。为什么呢?在这个神学班,这些中国的学者就问是不是因为香港的基督徒信仰基督教很强烈,不是,因为按照比例来说不到10%的人口,而且小甜甜绝对不是一个基督徒,她是最信风水的,一千几百亿全部捐出来,到底怎么会叫香港有这样慷慨之心、慈善为怀的呢? 我看主观性跟客观性都有几个理由。客观性的,就是环境性的,因为过去一百几十年来,香港是建造在三个M之上的。第一个M是做生意的,冒险的、投资的,要来谋大利的,做生意赚大钱,在过去一百几十年来香港相当的成功。第二个M是雇佣兵,因为要做生意,就用枪、就用炮、就用船,把中国的五个港口打开了,这些是雇佣兵,也是相当成功,因为把香港殖民化了一百年。第三个M是宣教士,宣教士也随着这些船、随着这些枪、随着这些炮来到香港,也是很成功,因为在过去一百年来香港总是一个难民集中营。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数以百万的难民是从中国大陆涌来香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越南的船民也是用香港做他们第一的登陆地,现在九十年代、2000年,有很多南亚的难民来到香港,难民有很多的需要,所以宣教士在过去一百年,在香港办学、开医院、送粮、赈医做的相当成功。任何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在香港成长的,都是在宣教士下得到好处的,就算到了现在,宣教士大部分已经离开了,香港最好的医院、学校都带着一个圣,圣保罗等等,为什么?因为有基督教的背景和传统。 我太太家庭相当贫穷,她说我第一个接触外语的,不是接触英语,我是接触瑞典文的。我说你怎么在香港渔村里一个小姑娘,一个小孩子,怎么会接触瑞典文呢?原来从小每个月,她的父母都会到一个瑞典宣教士站用面粉袋把奶粉、衣服、饼干、粮食等等,用面包袋抬回到渔村,面包袋之后就变成了我太太的内衣、内裤,所以她从小就接触了瑞典文,因为这些东西是从瑞典捐赠过来的。 到了今天,香港的民间慈善活动非常活跃、非常蓬勃,也是办的非常精彩。我看香港的慈善事业有这几个起码的背景,可以办的这么成功。 第一,我们这些NGO跟政府、跟行政已经产生了一套长久的良好的行为模式,你要是这样这样这样,我就会给你登记登记登记,之后我就支持支持支持,大家都是有一个标准的,我是达到了这个标准的话,政府就是要全面的帮助我,来帮助政府,我们帮助政府、政府帮助我们,这是非常健康的,而且是牢固的模式。 第二,我们这些NGO本身有前人的典范,以前来的给我们树下典范的,都是精英、都有有理想、都有破传统的,都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而离乡背井的,我们有这些人做我们的典范,所以在香港的NGO里,这个自律性是很高的,彼此之间的监督性也是很强的。自律、监督就好象王老师所说的,会带出诚信。 第三,NGO彼此之间从来没有竞争的,因为看到这个财富是有很多,同样这个苦难也是有很多,不需要来竞争。因此NGO彼此的关系是很正面的,无论你每年的预算是数以千万计,或者是几亿的,或者是我们只有几千几万的,不要紧,我们都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 我看另外一点,第四点,NGO的成功,因为在品牌,在香港你说我是做NGO的,这是很清高的,大学教授是清高的,律师是抓银子的,医生马马虎虎的,做 NGO的顶呱呱的,这个是品牌、这个是声誉,到了一定的地步王老师绝对是要拿薪水,我拿的,而且也拿的蛮高的,你既然要清高嘛,就要拿的高一些。 王颂汤:拿了再捐出来。 王一平:捐出来是我的事,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拿的薪水跟大学教授是一样的,所以品牌、清高也很重要。 媒体不但是为我们发布信息,引发大众关注,推动发展,甚至香港媒体大部分都有自己的慈善活动,媒体和NGO、跟政府,大家都是在一起来做慈善,变成这是一个社会公益,而不是一两个有钱人的责任,社会公益人人有份。 我们跟海外到目前来讲,还是有密切的关系,很多时候都是可以彼此借鉴,他山之石可以保持我们的高水平,我想这是香港特殊之处的优点,跟海外、西方有的来比、有的来谈、有的来学习,这是客观的。反而我要讲的,就算有这些客观的条件,每一次在电视上捐款,可能在一些香港普通老百姓,在普通屋村里,捐给东华三院是最高的,为什么呢?当然我们说侧隐之心人皆有之,但是怎么会变成一个社会的习惯呢?为什么这个慈善会变成居民的一个常规呢?要做慈善、要捐钱是一个常规呢,今天早上我到火车站的时候,就给人家捐了两次了,但是我们是很开心的,我们这是喜欢给人打单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慈善喜悦呢,做慈善是一个乐事,这是怎么养成的呢? 我相信,或者是大家允许我的话,让我借一段西方文献里给称作爱的诗章,这是在任何西方婚礼里一定会背诵的,这是西方传统里爱的诗章,在任何主要、重要的场所里,特别是婚姻,一定是要背诵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自夸、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最后这一句是最著名的,在人的心里应该常常存在的,就是应该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如果要以善促善的话,在我们人的心里起码有这三个信,我们要对政府相信,我们对NGO要相信,我们对我们所捐出去的钱能够带出效果相信,我们对王老师有相信,我们对王司长有相信,我们有一个起码的相信,宁可相信好过怀疑,因为相信会教你快乐很多。 除了相信之外,盼望,中国一天会比一天好,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是袖手旁观的,我是参与者,我盼望,我对中华民族有盼望,我对中国国家有盼望,我对中国的政府有盼望。很奇怪,就好象养孩子一样,你对孩子是没盼望他真的是没有盼望,你对孩子是有盼望的他会长进,其中最大的就是第三点"爱"。大家接受过爱也享受过爱,现在虽然很多还在困难当中,他们也想分享他们曾经接受过的爱、享受过的爱。 上个世纪全世界最有钱的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终于拿到了他的毕业文凭,三十年前给赶出去了,三十年后回来拿到了毕业文凭,他现在是做第二个革命,第一个是 IT的革命,第二个他说是拯救生命的革命,他说要达到这个革命是需要财富的,要达到这个革命是需要创新,这是他在哈佛大学讲的,要达到这个革命是需要爱。 在中国、在香港以善促善,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谢谢。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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